记者 | 邹璐徽

蚂蚁暂缓上市余波未了,阿里在大洋彼岸再遭美投资者团体诉讼。

此前,由于蚂蚁上市暂缓,阿里美股创下5年多来最大跌幅,市值一天蒸发813亿美元。据此,已有多家律所正在网络境外投资者的索赔线索,欲指控公司及其高层在蚂蚁团体ipO过程中,作出重大虚伪或误导性陈述,从而造成股民重大损失。

事实上,这并非在美中概股首次遭遇境外团体诉讼指控,仅在今年4月,瑞幸因造假事宜曾遭遇美国团体诉讼,或将面临百亿赔偿曾引起舆论哗然;阿里在2015年也曾为团体诉讼赔付2.5亿美元。

对于在美上市公司而言,团体诉讼是难以逃开的“紧箍咒”。在蚂蚁团体暂缓上市余震不断之际、面临外洋投资者的团体诉讼,阿里是否将再受重创?

界面新闻采访多位状师后发现,此次针对阿里的团体诉讼中,业内对于阿里是否有蚂蚁事宜的披露义务存在争议,但纵然存在胜诉的可能性,阿里选择息争的可能性仍然更大。

团体诉讼指控阿里:未起到披露义务,作出误导性陈述

界面新闻领会到,已有海内状师团队加入到对阿里巴巴的团体诉讼中。

现在北京郝俊波状师事务所正对外征集阿里投资者线索,主要是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1月3日时代买入或取得阿里股票或期权等证券受到较大投资损失的投资者。

界面新闻从郝俊波状师处获悉,当前该事务所已经网络到几十份投资者的投递,现在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并正在寻找首位原告的阶段。据他先容,美股对投资者起诉的条件相对宽松、门槛较低,也是案件能受理的主要原因。

据郝俊波状师向界面新闻提供的英文诉状(现在该诉状已更新至国际状师民众号中),该诉状提出,阿里巴巴拥有蚂蚁团体33% 的股权,而阿里巴巴未向投资者披露以下重大晦气事实或者作出误导性陈述:

(1) 蚂蚁团体在某些主要事项上不符合上市资格或披露要求;

(2) 金融科技羁系环境即将发生的某些转变将影响蚂蚁团体的营业;

(3) 由于上述情形,蚂蚁团体的首次公然刊行合理地可能被暂停;

(4) 由于上述原因,阿里对公司的营业、谋划和远景的正面陈述现实上具有误导性,或缺乏合理的依据。

诉状以为,蚂蚁暂缓上市,与前一天与羁系机构的集会以及“金融科技羁系环境的最新转变”有关,并引用了2020年11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羁系机构与蚂蚁团体高管马云、井贤栋举行了会晤。文章指出,只管羁系机构没有提供细节,“但用来形貌这次采访的中文词语――约谈――通常指的是政府的斥责。”文章还包罗了蚂蚁团体的一份声明,示意将“深入落实集会意见”。

诉状指出,作为阿里高管,是完全有可能知道有关阿里巴巴负面非公然信息的,并有义务流传有关阿里巴巴财务状况和运营效果的准确和真实信息,并迅速纠正阿里巴巴宣布的任何公然声明。

除了前一天的羁系约谈之外,郝俊波还向界面新闻指出,网贷新规早在2019年4月30日就被席卷在银保监会律例部宣布的“中国银保监会2019年规章立法事情设计”中,但该设计并未出现在蚂蚁招股书的风险披露当中。

他以为,根据老例,羁系部门在出台征求意见稿前,很有可能以试探性、或者非正式的方式事先征集行业内公司实体的意见和看法。

“我个人以为,若是公司在上市前就知晓相关的立法事情正在起草,它就应该把相关的风险向投资者披露”,郝俊波状师说。

阿里披露义务存争议,举证有难度

团体诉讼对于阿里影响几何?对于蚂蚁暂缓上市这一突发新闻,阿里是否需要负担披露失责的义务?高额董责险是否还会买单?这是有关阿里团体诉讼的主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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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团体诉讼已被法院受理这一事实而言,多位状师均并无异议。上海汉联状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状师指出,原告持有阿里股权,而且主张蚂蚁暂缓上市已组成阿里对原告的侵权,起诉条件已经知足,法院受理是一个需要的程序。

但他以为,受理并不等于胜诉。蚂蚁暂缓上市这一事宜相关通告仅蚂蚁团体有披露义务,作为蚂蚁的关联股东,阿里在披露义务上失责“略为牵强”。

他指出,蚂蚁团体暂缓上市,与阿里治理层两者是否有因果联系,这一问题仍然有待考察。若是前后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阿里很有可能败诉,但若是两者因果关系较弱,那么阿里存在责任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上海汉联状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郭捍东状师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填补称,美股阿里虽为蚂蚁的第一大股东,却并非实控股东,两者是关联公司,因此,纵然蚂蚁前期申请上市中存在违规甚或违法问题,不会成为美股阿里的问题;依法应当追究的是蚂蚁的控股股东、现实控制人、相关董事高管,而不应据此要求美股阿里负担责任。

对于蚂蚁未披露网络小贷新规起草的诉讼理由,郭捍东也示意了不认可。“原理很简单,一项立法,如仅是处于事情设计阶段,尚无任何内容,若何展望?若何披露?”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宏涛教授则以为,不清扫阿里高管提前知晓新规出炉的可能性,然则从打讼事的角度而言,在举证阿里高管存在提前知晓、主不予披露上,存在难点。

“很难证实蚂蚁团体的高管知道这个事情,纵然知道,也很难证实阿里高管展望到该新规的严重性”,孙宏涛说。

高价董责险是否应该买单?

当前,在团体诉讼事宜发酵同时,高价董责险能否赔付也成为阿里此次能否脱身的要害。

董责险,全称为董(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通俗地说,如公司董事及高级治理职员在行使职权时,因过错导致圈外人遭受经济损失,响应经济赔偿责任的风险可以转嫁给保险公司。

蚂蚁团体与阿里巴巴均购买了董责险。此前据媒体报道,蚂蚁团体董责险保单总保额高达15亿元;界面新闻从业内人士处获悉,阿里董责险保单总保额也达5个亿。

就两张董责险保单而言,多位状师告诉界面新闻,此次团体指控面向阿里,而非并未上市的蚂蚁团体,以是蚂蚁团体15亿董责险“不一定用的着”,若是阿里选择息争或者败诉,阿里董责险买单的可能性极大。

团体诉讼耗时漫长 阿里息争可能性较大

纵然在此次针对阿里的团体诉讼中,业内对于阿里是否有蚂蚁事宜的披露义务存在争议,举证阿里责任有难度,但在孙宏涛教授看来,阿里极有可能选择息争。

“董责险最主要的作用除了理赔之外,还在于抗辩与息争。”孙宏涛指出,在团体诉讼生效之后,承保董责险的保险公司将取代被告行使两种职能,一种是抗辩,以为对方证据不够充实,不足以让我赔偿;另外一方面,与对方杀青息争,不能完全填补投资者的损失,然则至少不会让投资者血本无归。

孙宏涛教授以为,杀青息争往往是更容易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若是选择抗辩,极有可能将这一执法争议的时间延伸,从现实的资本运作和实务的角度来讲,陷入恒久的执法争议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往往晦气于其在资本市场的显示,不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而若是选择息争,董责险赔付概率大,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息争用度相比于美国高昂的状师用度或许也要划算更多。

事实上,阿里并非首次遭遇团体诉讼。

2015年1月31日,阿里巴巴以及高管团队马云、蔡崇信、陆兆禧和武卫四人在纽约南区联邦区域法院、加利福尼亚州法院两地遭遇团体诉讼。这两起案件或纠纷都指向了统一事实或行为,即:阿里巴巴上市前夕的一次行政指导事情。

2015年1月28日,原国家工商总局在官网刊登了题为《关于对阿里巴巴团体举行行政指导事情情形的白皮书》的文章。披露了2014年7月16日在浙省工商局召开的一次行政指导座谈会,阿里主要卖力职员、焦点部门治理团队均参加了集会,接受行政指导。

但为了不影响阿里上市,这是一次内部集会,阿里也未在招股书中披露相关情形。

上述2起团体诉讼耗时数年才得以息争方式竣事,据阿里通告显示,该公司划分于2018年12月和2019年4月支付7500万美元和2.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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